摩崖石刻上的唐诗
诗歌题刻于石，唐代已经形成风气，诗人也非常重视刻石，这是诗歌保存与传播的需要。中唐诗人羊士谔有一首诗的题目就说：“乾元初，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牧巴郡，以长才英气，固多暇日，每游郡之东山，山侧精舍有盘石细泉，疏为浮杯之胜，苔深树老，苍然遗躅，士谔谬因出守，得继兹赏，乃赋诗十四韵，刻于石壁。”说明赋诗以后当即刻石。古代石刻，类型复杂，品种繁多，最为特别者当属摩崖石刻，因为将文字刻于摩崖，不仅刻之艰难，而且读之不易。但这些石刻，尤其是唐代诗刻，具有重要的文学、文献与文物价值。 摩崖上的唐诗能够保存唐诗原来的形制。摩崖诗刻往往是文人雅士游览之余，留下佳作，然后刻于山崖或岩洞。更有大型诗会，联章多首，刻之于石，极一时盛事。这些石刻，有的流传千年而字迹如新，有的风化泐蚀而仅存拓片，但仍然能够看出石刻与拓印的原貌。
保存至今最为重要的摩崖诗刻是石淙诗会石刻。久视元年，武则天游石淙，群臣扈从，群体作诗以颂盛会，集会之后，刻了石淙诗碑，现在还留存在登封石淙山。诗的第一首为武则天御制，接着是皇太子李显、相王李旦、太子宾客武三思、内史狄仁杰等十七人诗作，前有诗序，表明作诗原委，诗与序的书法出于薛曜手笔。诗题都是“七言侍游应制”，题下署刻作者的官衔与姓名。石淙唱和参与者，无论是皇亲国戚如皇帝武则天、太子李显、相王李旦，还是著名文人如李峤、阎朝隐、沈佺期、崔融、苏味道等，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一浓厚的宫廷文学氛围中担任重要角色。他们的诗作构成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，影响了唐诗的演变历程和发展方向。类似的刻石还有唐高宗、武则天与群臣过栖岩寺所举行的诗会作品，后来也在长安二年镌刻上石。因为是咸亨二年集会作诗，而到了长安二年才镌刻上石，就绵延了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个时期，摩崖石刻所用的文字就是武周新字。这样的石刻不仅保存了高宗时期的诗作，同时反映了武周时期重要的文字嬗变轨迹。
摩崖诗刻数量最多者是游览题刻。与诗会题刻相比，这类题刻个体因素更为显著。如卢元辅《游天竺寺》诗摩崖：“水田十里学袈裟，秋殿千金俨释迦。远客偏求月桂子，老人不记石莲花。武林山价悬隋日，天竺经文隶汉家。苔壁娲皇炼来处，泐中修竹扫云霞。”题署：“大唐杭州刺史卢元辅。”这首诗是杭州西湖的摩崖珍品，描写的也是诗人游览天竺寺的切身感受。
摩崖题刻与诗路文化密切相关。这些题刻大多是古代诗人因为漫游、为宦、贬谪经过名胜之地所留下的诗章。
摩崖刻诗，岭南与湖南地区特别繁盛，并且有不少石刻群，自唐而后一直到近代都有诗作刻之，而唐诗尤其值得珍视。
岭南地区唐代诗人李渤与李涉的南溪诗刻，非常具有代表性。唐敬宗宝历二年，李渤因得罪宦官被贬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，其兄李涉被贬康州刺史途经桂州，兄弟二人同游南溪，李渤写下《南溪诗》刻于南溪山玄岩，李涉作了《唐玄岩铭》同刻于此。《南溪诗》云：“玄岩丽南溪，新泉发幽色。岩泉孕灵秀，云烟纷崖壁。斜峰信天插，奇洞固神辟。窈窕去未穷，环回势难极。玉池似无水，玄井昏不测。仙户掩复开，乳膏凝更滴。丹砂有遗址，石径无留迹。南眺苍梧云，北望洞庭客。萧条风烟外，爽朗形神寂。若值浮丘翁，从此谢尘役。”表现南溪秀丽、清幽、灵动、奇险的绝佳风景，抒发自己辞谢尘役、逍遥物外的愿望。诗前长叙交代作诗的缘由，与诗歌相得益彰。唐文宗大和元年，李渤离开桂州时，又作了《留别南溪》诗：“常叹春泉去不回，我今此去更难来。欲知别后留情处，手种岩花次第开。”《留别隐山》诗：“如云不厌苍梧远，似雁逢春又北归。惟有隐山溪上月，年年相望两依依。”这两首诗分别刻于南溪和隐山的摩崖之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渤的《南溪诗序》，《全唐诗》题款为“宝历三年”，而石刻所署为“宝历二年三月七日叙”，这是摩崖石刻订正传世文本之误的例证。摩崖诗刻，有石上千秋之效。
湖南地区永州朝阳岩石刻群有三处唐诗石刻：一处是大历十三年张舟《题朝阳岩伤故元中丞》诗刻，一处是牛嵸《题朝阳洞》诗刻，一处是李当、魏淙《题朝阳洞》唱和诗刻。特别是李、魏唱和诗刻，可以看出题刻的来龙去脉。《题朝阳洞》诗题署“义阳守李当”。诗云：“江上朝阳洞，无人肯暂过。今来惬心赏，回首恋烟罗。”魏淙《奉和左丞八舅题朝阳洞》，题署“从甥前高州军事推官乡贡进士魏淙”。诗云：“北阙飞新诏，东山喜更过。文星动岩梦，章句别杉萝。”诗后还有魏淙的长篇叙事，述说李当自中书舍人出为湖南观察使，除户部侍郎，出为河南尹，又移宣歙观察使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征拜吏部侍郎、尚书左丞，出为道州刺史。在道州平定山贼，安定百姓。后自道州移守申州，到了朝阳岩，游览朝阳洞而题诗。这与李当诗题署“义阳守李当”适相吻合，因义阳就是申州。魏淙文末署记：“咸通十四年十一日廿五日，魏淙题，进士崔鹏书。零陵县令李玙镌辶，处士唐元真看题，判官陈楚。”（录文参考张京华等《湖南朝阳岩石刻考释》）这样的石刻不仅保存了李当、魏淙的唱和诗，而且记载了李当在官职迁转过程中道经朝阳岩的情况，同时还留下了题刻的书写者与观览者的场景。石刻上的诗篇与魏淙的书事，清人所编的《全唐诗》和《全唐文》都没有收录，具有很高的辑佚价值。直到孙望先生编写《全唐诗补逸》时才将其辑入，但辑录时误录了诗的作者。
摩崖石刻上的唐诗，不仅是唐诗文本的原生状态，更重要的是蕴涵着超越文本的意义。它是唐诗与地理的融会，渗透了唐代诗人的生命体验，凝定了诗路文化的部分轨迹，构成了一部石刻上的唐诗史。
（作者：胡可先，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